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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也太大了，恰好在得到上刚读到万维钢的《那时候和这时候的亚当·斯密》一文，里面对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Russ Roberts的《How Adam Smith Can Change Your Life: An Unexpected Guide to Human Nature and Happiness （ 亚当·斯密如何改变你的人生：一个对人类本性和幸福的非常指南）》进行了解读，昨天借用了上半部分回应了《请问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是相互矛盾还是和谐统一？（
https://wukong.toutiao.com/answer/7066768803971858696/ ）》，就再借用其中下半部分来继续说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这套理论，并非是像传统上的道学家那样“劝善”，或者占领一个什么道德制高点对人说教。斯密首先承认人是自利的，然后从个人利益出发，去推导这么一套道德选择，帮我们找到一个处世之道。

上次说到，我们的目标是既要“被爱”，又要做一个“值得爱”的人，用他那时候的英语，也就是lovely。

要让自己值得爱，一个最基本的功夫是你做事得符合一般的社交规范 —— 用亚当·斯密的话说是propriety，用现代英语说是appropriate，翻译成中文就是“得体”。

1、得体

这个“得体”，值得好好说说，这其实就是一个绅士跟身边熟人融洽相处的方法。尤其在今天，很多宅男一天到晚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爱社交，一旦非跟人接触不可，种种言行又不得体，既得罪人，又把自己搞得很被动。

什么叫得体呢？就是你做事最好能符合别人的社交预期。比如身边发生一个什么事情，一般人反应是大笑，你最好也是大笑；一般人如果是微笑，你最好也是微笑。如果身边人都在微笑而你却在大笑，这就叫不得体。当时社会没有那么多元化，人也没有那么宽容，人们希望大家反应一致。其实现代人也有这样的心理需求，只不过有时候我们心知别人不得体，但是懒得理他罢了。

所以绅士社交的基本要求是大家同步，同步了才能和谐。 亚当·斯密说，我们对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同步要求。比如说艺术欣赏方面的同步要求就没那么强 —— 我喜欢赵本山你喜欢周立波，没问题，咱俩不至于因为个文化急眼。我们对同步要求比较高的，是感情方面：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我希望你同情我；发生在我身上的好事儿，我希望你也跟我一起高兴。

但人的特点是跟别人一起高兴很容易，一起悲伤就比较困难。朋友参加比赛赢球了，我们就好像自己赢了球一样高兴。但朋友如果失业了或者考试没过，我们肯定不像他一样难受，否则一听说坏消息就特别难受日子没法过了。

据此，亚当·斯密提出，合理的社交方式，是跟人分享发生在自己身上大的坏事，和小的好事。你失业了自己很难受，跟朋友分享，朋友肯定不会像你一样难受，那么你为了跟他的感情同步，就会表现的得体一些，把自己的难受也降低一点 —— 这对我们改进情绪就很有好处。自己有个什么小喜事分享一下，让别人也高兴一下，很得体。

但是如果是得到一大笔奖金之类的大喜事，最好就别发朋友圈显摆了，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别人嫉妒。另一方面，小的坏事儿，比如修车花了几百块钱之类，也不适合发朋友圈，因为你这点事儿别人根本不在乎！

做事得体，是我们值得爱和被人爱的第一步。

2、美德

更高的要求是“美德”。 亚当·斯密说，美德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谨慎（prudent）。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诚恳、老实、少说多做，千万不能高调张扬夸夸其谈，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不过亚当·斯密说的这是熟人社会。在现代社会要跟很多陌生人打交道，你不搞点自我推销也不行，所以Roberts说偶尔自夸几句也未尝不可 —— 但是你不能言过其实，而且也不要抓住一切机会吹自己，那样只会引起别人反感，偶尔说几句，甚至有时候明明有机会自夸也不说，是最好的；

第二是正义（justice）。这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严格要求，非常简单，就是你不能伤害别人；

第三是仁慈（beneficence）。仁慈要求我们主动做些好事去帮助别人。跟正义相比，仁慈不是非黑即白的，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没有严格的理论，其实是一种艺术。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穷人捐款？捐，当然是好事儿。不捐，也有道理 —— 首先你已经交过税了，穷人的福利就是来自税收；其次直接给人钱未必是解决他的问题的最好办法。

在这三个美德之外，如果你对自己还有更高的要求，那你可以追求改变世界。

这就涉及到一个智慧。

3、改变世界

并不是非得变成乔布斯才能改变世界。说到这里我实在是太佩服亚当·斯密了，他两百年以前，就提出了一个特别有现代味道的概念：emergence —— 中文叫“ 涌现 ”现象。

如果你对这个概念不熟悉，没必要自责，这可是非线性科学的范畴，说的是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我来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说Google这个词，我们都知道是个搜索引擎的名字 —— 是个名词，对吧？但是现在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就是把Google当动词用 —— 比如说“知之为知之，不知Google之”。那么请问，是谁第一个把Google当动词用的？是哪个英语国家的委员会宣布这种用法在语法上是合法的？

答案是没有人有这个权力单方面改变一个词的用法。是你也用我也用，大家一起，慢慢地就把这个新用法给习惯化了 —— 这就叫“涌现”。是我们一起改变了世界！

再比如说，一两百年前男人出门都会戴个帽子，尤其正式场合必须戴帽子，可是现在几乎没人戴帽子了 —— 这个社会习俗的改变，是谁决定的？这也是一个涌现现象。

这就引出了一场天大的争论。

亚当·斯密，和后来的哈耶克，认为，真正的社会进步，必须是这种民间自组织出来的，涌现的结果。

但后世有很多学者，以及政治强人，就认为改变世界不能光靠涌现，也需要“看得见的手”去强力干预。这场争论实在太大，并非本文所能说清楚，今天暂且放下不提。

再把话说回来，亚当·斯密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改变世界呢？你不用干什么大事，只要从一言一行做起，见到别人做好事就给他鼓掌，见到坏事敢于站出来说话，这样无数个你一起，通过涌现的办法，就能改变世界。

亚当·斯密特别反感的，叫做“系统人” —— 用他自己发明的说法，就是man of system。这个“系统人”，跟我们今天说的“体制内的人”有点关系，但斯密主要说的是那种把社会视为一个系统，自己有个宏大计划，想要对这个系统进行单方面改造的人。斯密认为这种人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他会被自己的大主意所迷惑，凡是不符合他的理论模型的信息他一律忽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模型可能是错的，而且任何政策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第二个错误是他把所有人都视为执行自己计划的棋子。他以为自己只要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就可以随便摆弄别人。但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梦想，你让别人老老实实当棋子按你的计划走，这本质上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说的这个改变世界的智慧，不是什么“做大事”的智慧，而恰恰是“不做大事”的智慧。

我们仔细想想，其实“涌现”这个理念，跟“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是一致的 —— 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就是所有人共同决定，根本不需要什么强人来指挥或者计划。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涌现”、《道德情操论》、“看不见的手”、“理性人”，这些概念一脉相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

我的评论：

说到涌现，我马上就能想到一个好例子。有个2009年拍摄的国产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说有个女青年被拐卖到山区，她“多次自杀未遂后，被公婆的善良感动，决心以善报善，支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最后还当上了代课老师。这个片的本意是赞美这种行为，当年在电影频道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可是到了2015年，微博上突然掀起一番巨浪，无数的人痛批这个电影！你们拐卖妇女还“善良”了？逆来顺受还值得赞美了？这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明白吗？！

这就是中国的进步。每一个参与批评那部电影的人，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他们共同完成了一次涌现。从此之后，恐怕再也没人敢要求被拐卖妇女“以善报善”了，整个社会都会用更严厉的反应去对待拐卖。

亚当·斯密，肯定会赞赏这些网民。

本文最开始我说要讲一番大道理，其实亚当·斯密说的都是做人做事的小道理。

我们在中国受到的教育，总是指望强人来救中国，要么就干脆希望自己去当个强人 —— 可是强人又太容易犯大错，所以我们只好要求强人都是圣贤。

亚当·斯密说你没必要当什么圣贤。圣贤是靠不住的！他提出了一套对自己、对别人都有“ 好处 ”——完全是利益推理出来的 —— 道德选择。

由此得到，你只要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好自己的小事儿，潜移默化之功，就能让社会真正地进步……点到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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