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西晋灭亡，琅琊名士与司马睿衣冠南渡。南方原本东吴地界，此时东吴被灭不过三十余年。他们对司马氏没有任何感情，甚至或许还有敌意。而衣冠南渡后，东吴人民竟很快拥护司马睿，于是有了东晋。历史上从不缺乏前朝志士意图复国的故事，为什么东吴仅仅三十多年就忘了仇恨。

公元313年，匈奴军队在刘渊之子刘聪率领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并且在3年后俘获看晋愍帝，昙花一现的西晋只存在了51年就宣告灭亡。

公元318年，司马睿在晋朝宗室与南北大族拥戴下，在江东一带建立东晋。

江东是三国时东吴的地盘，而东晋建立时，当时东吴被司马家族的西晋灭国才37年。

对于司马睿的到来，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过去的东吴人难道不反抗吗？

而且司马睿并不是法定皇位继承人，并未手握兵权，如果反抗很容易成功。

但事实上，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东晋似乎比较顺利，这是为何？

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几种原因：

面临“外敌”威胁

当时东晋是被胡人匈奴灭的国，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在北方纷纷崛起，形成了五胡乱华的局面。

所谓的五胡对当时的中原地区来说，他们无论是语言、服饰还是信仰与价值观都格格不入。

而且部分胡人武装非常野蛮、凶残，他们大肆烧杀掳掠，把人肉当作军粮，称中原百姓为“两脚羊”。

在他们的残酷统治下，北方地区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民水深火热。

总之，他们代表着落后和野蛮，如果让他们到江东来统治，是百姓的一种灾难，将会让他们生活在人间地狱。

常言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江东人来说，跟司马家族的矛盾属于兄弟间的纷争。

来自北方的胡人武装是他们的共同威胁，民族矛盾高过了内部矛盾。

在外敌威胁面前，唯有保持内部的团结方能有效抵御，“外侮”，这是各士族集团达成的普遍共识。

东吴统治者残暴不仁

东吴政权的创始人孙坚，是浙江杭州人，对东吴人民来说，也是外来者。

东吴最后一个统治者孙皓荒淫无度、残暴不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给江东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孙皓的荒淫好色，所有大臣的女儿要先经过他的挑选，漂亮的入后宫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谈婚论嫁，这使他丧失了大臣们的支持，自毁根本，最终成了孤家寡人。

孙皓残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上朝的时候，大臣都不敢抬头，以至于他长什么模样大臣都不得而知。

他设酒宴，受到邀请的人不仅必须参加，而且必须喝七升，不喝或者喝醉者轻则遭受酷刑，重则脑袋搬家。

常侍王蕃就是因为在喝酒时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被孙皓当场咔嚓。

对他劝谏的中书令贺邵不但没有受到他的表扬，反用烧红的锯条残忍地锯下了舌头。

孙皓杀人的方法很多，很残忍，像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他的残暴连朱元璋都自叹不如。

在东吴灭亡后，西晋人问他："听说你在吴国时剥人面、刖人足，有这回事吗?"孙皓竟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人臣而失礼于君主，他就应当受这种刑罚。"

《三国志》作者陈寿这样评价孙皓：“皓之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

大意就是孙皓是个暴君，善于用酷刑，任意惩罚官员，大家人人自危。

后代对他的评价是“穷凶极恶”、“淫暴无道”、“骄奢极欲”

残暴的政权，早已不得人心。

铁打的河山，流水的皇帝；在江东百姓看来，无论是谁来统治，只要不祸害百姓，他们都无所谓。

江东百姓不会怀念一个腐败透顶，残暴不仁的政权，更不会为它揭竿而起，牺牲自己的生命。

既然如此，只能看江东上层人士的态度了。

孙坚是吴郡富春人，也是个外来户，只因军功积累做了长沙太守，是其子孙策开始向江东发展的。

所以江东士族没必要为一个外来户去殉葬，孙皓投降后，孙家的影响不复存在。

江东上层人士受益

在司马睿建立东晋的时候，之所以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主要是因为西晋统治时期，采取的政策保护了世家大族的利益。

西晋建立后，继承和加强了曹魏建立的九品中正制的用人制度。

九品中的二品(一品从未有人，形同虚设)事实上取得了做官的优先权，特别受朝廷重视，被称为上品，其余各品则被看作是寒士下品。

由于中正之职实际掌握在全国官僚贵族手中，政权得到包括江东贵族在内的世族门阀的拥护。

晋武帝在灭吴之后，对江东采取了怀柔政策，并没有触及世族门阀的利益，而且还加以保护。

在颁定的户调之式中，不仅允许西晋官员根据官级高低占有不等的土地和人口，而且规定士人子孙也能享受这个待遇。

不仅如此，还给予他们免除徭役的特权。

长此以往，汉魏以来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终于形成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因而确立，

换言之，在此政治体制下，无论皇帝由谁来当，门阀士族的利益不会受到侵犯，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受动摇。

在此情况下，江东门阀豪族不但不反对司马家族，反而镇压江东农民起义，维护其统治。

比如，惠帝太安三年（303年），长江、丐水间爆发农民起义，起义军的石冰部攻下扬州。

江东士族武装，组织义军，向起义军宣战，迅速稳定江南。

比较起门阀士族，东晋皇帝司马睿更像弱势群体。

事实上，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靠的是北方大族王导、王敦兄兄弟。

因此，东晋建立后，国家权力几乎被世家大户垄断，甚至一度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这里面的王就是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士族门阀。

而北方士族南迁后，为了增强实力，巩固支配地位，他们采取了积极措施，与东吴留下的旧门阀进行通婚，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牢靠的利益链。

东吴门阀士族从此过上了更加安逸的生活，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去复国。

除此之外，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表现相当低调和谦逊，对江东门阀士族非常友善。

他甚至不顾九五之尊去面见各大士族，还说了一句叫人感动的话：“寄人国土，心常怀惭”。

意思就是我来到了你们的地盘，我心里很不安。

司马睿这样做决不是一种姿态，而是非常诚恳的。

因为当时大权被琅琊王氏兄弟王敦与王导把持，司马睿要想树立皇帝权威，必须借助江东士族的力量。

司马睿建立东晋之后，开始提拔刘隗、刁协等其他士族人士，用以对王氏势力进行制衡。

对此，江东豪族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觉得司马睿绝对不会亏待自己。

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会进行反抗。

门阀贵族一盘散沙

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都会遇到阻力的，东晋建立也是如此。

西晋灭亡前到东晋建立之初这段时间，东吴贵族发起多次复国运动，但都没有成气候。

西晋末年，石冰、陈敏、钱璯先后在江东发动叛乱，企图拥立孙皓之子孙充建立割据政权。

即便在东晋建立后，孙皓的另一个儿子孙璠也还曾起兵复国，但是也没有成功。

究其原因，就是江东门阀士族山头林立，派系众多，错综复杂，大家不能同心协力

江东豪族包括张文、朱武、陆忠、顾厚为首的四大勋姓，还有、魏、虞、贺会稽四姓，以及义兴周氏、吴兴沈氏。

在这些豪族看来，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就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反对东晋的行动袖手旁观，给了朝廷以瓦解分化，各个击破的机会。

比如在晋永兴二年(305年)，陈敏骑兵反晋，企图割据江南，江东豪强纷纷响应。

名士顾荣、周圯等40余人参与反叛，但是其他豪族无动于衷。

于是，反叛得不到支持，屡屡受挫，处境艰难。

在此情况下，顾荣、周圯立场动摇，投降朝廷，反叛最终失败。

当时江东以武力见长的江东两大豪族，也先后被王敦剪除，

江东两大豪族是周、沈两大家族；周家出自三国鄱阳太守周鲂，沈家出自三国丹阳太守沈莹。

时人称：江东之豪，莫强周沈。

两大家族被诛灭之后，江东豪族更是成为一盘散沙，即使想复国也有心无力。

综上所述，在西晋灭亡和东晋建立这段关键时期内，江东人士之所以没有大举反抗，进行复国，主要原因是因为外部环境恶劣，掩盖了内部矛盾；而且江东士族在统治集团中地位较高，没有反抗动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晋朝还是华夏正统，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地位不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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